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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清理電子垃圾這堆“爛攤子”

發布時間 [2017-08-07] | 閱讀: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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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設備給人類帶來了方便,但是隨著智能設備數量的不斷增多,無法再利用的電子垃圾也越來越多,電子垃圾也成為科技公司亟待解決的問題。《快公司》撰文描述了當前硅谷的大量電子垃圾現象,并引發思考,這些電子垃圾該由誰來處理?



電子垃圾與普通家庭垃圾不同,它其中含有重金屬和危險化學物質;其中智能手機中就含有鉛、汞和溴化阻燃劑,這些物質缺乏生物降解能力,其所攜帶的毒性會對人類、動物和環境造成長期的威脅。與此同時,產生這種電子垃圾的電子產品的原材料還需要進行“沖突礦產”(指來自于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政府軍事團體或非軍事派別所控制沖突地區的礦區生產的金(Au),鉭(Ta),鎢(W),鈷(Co),和錫(Sn)等金屬礦物,當地相關軍事團體取得的非法采礦利潤是從公民中盜竊得來的,且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造成侵犯人權,環境惡化)的開采。除此之外,隨著這些礦物質數量日益減少,礦工們需要從深海地區尋求替代品。


深海生態學家安德魯·泰勒(Andrew Thaler)指出:“智能手機上的天線需要用到鈳鉭鐵礦來獲取 WiFi 信號……縱觀世界各地,我們會發現目前并沒有那么多的開采源。所以,如果電子產品在使用壽命結束之后,我們沒有很好的渠道去重新利用這些礦物質……那地表上的礦體會逐漸被開采殆盡,之后我們就要像開采石油那樣,開始嘗試從越來越深的海洋來尋找這些資源。”


聯邦法律還沒有出臺相關的法規,要求對電子垃圾進行回收利用,而地方的相關規程又不成體系,繁瑣而又支離破碎。到目前為止,只有 25 個州對電子垃圾回收利用事宜實行了法律約束。除此之外,電子垃圾回收大部分是由民營企業來進行,所以控制權就掌握在那些利益為主導的企業手中。2013 年,《紐約時報》曾報道,由于政府對像索尼、東芝和蘋果這樣的企業回收項目監管力度不足,導致回收商出現了欺詐現象,虛報回收廢物數量……第三方機構的回收利用流程也很有可能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回收商與制造商簽訂的合同以及遵守的環境保護協議各有不同,這也會影響到實際回收利用的廢物數量,并且那些市場價值受可回收材料牽制的企業,在材料成為廢棄品之后,往往也會選擇放棄囤聚的廢棄品,將其丟棄到垃圾填埋場。


電子垃圾制造者無意收拾 “爛攤子”


一些大型的電子垃圾制造商無意就此做出任何改變。擬議的一項紐約州法案 S618B(“公平維修法案”)旨在通過要求公司向用戶出售替代零件和工具(在需要的情況下,還要提供說明書)并且取消軟件鎖(軟件鎖會限制第三方供應商更換電子產品零件),來消除電子產品維修的障礙。但是,蘋果公司、Verizon、消費者技術協會(CTA)以及其他幾家大型科技公司卻在積極進行游說,試圖阻止該法案通過。(另有其它幾個州,包括伊利諾斯州,堪薩斯州,馬薩諸塞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和田納西州也出現了類似的立法提案。Motherboard 指出,這些地方的科技巨頭疑似也在進行游說,反對這項提案。蘋果公司、Verizon 和 CTA 并未就此事置評。)


考慮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技術專家和相關官員提出的一些解決方案也逐漸浮出水面。泰勒建議,為了解決電子產品的過時廢棄問題,科技企業應該著手減少“代碼膨脹”;換言之,這些企業的軟件工程師應該預先編寫最小的軟件,因為這些“瘦削”的軟件無法同時兼容各種不同的硬件等級。泰勒指出:“企業并沒有動機去縮減軟件來讓這些軟件在舊設備上也能良好地運行,所以舊設備也會由于軟件而變得過時。如果你在智能手機上更換了主板的處理器,那手機的基本結構發生了變化,就無法再圍繞它來設計軟件,那么你就需要新軟件,一臺新手機。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基礎結構的變化并不會像并不會像軟件變化的那樣快。”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企業可以采取一種具有生態意識的硬件設計理念:環境設計(DFE)。但是,這個概念是模糊的,就像“企業責任”一樣,并沒有什么具體的內容,要求企業做任何決策都優先考慮環境和公共衛生而不是自己的利潤,這看上去似乎也有一定的誤導性。除此之外,技術專家們還指出,政府應該像企業提供稅收優惠,以此鼓勵他們對舊產品進行回收利用或者是生產更加持久耐用的軟件。


電子行業的盈利動機造成的生態影響十分深刻,也反映了當前經濟秩序的系統性問題。圣荷西州立大學回收利用中心的講師兼主任Bruce Olszewski 表示:“硅谷公司肯定是想要繼續促進電子產品的消費,因為這樣會提高他們的利潤。資本主義向來都是強調利潤最大化,這樣一來產生的一個問題便是:像社會利益以及減少污染這一類的事情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并沒有一個反應機制。”


Olszewski 指出,盡管如此,只要管理電子產品生產的經濟原則發生變化,這一問題便有解決的希望。他說道:“我們希望是誰制造的問題,就由誰來承擔和解決。這可能需要政府采取一些足夠大膽的舉措……政府有責任來滿足這種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碼膨脹”;換言之,這些企業的軟件工程師應該預先編寫最小的軟件,因為這些“瘦削”的軟件無法同時兼容各種不同的硬件等級。泰勒指出:“企業并沒有動機去縮減軟件來讓這些軟件在舊設備上也能良好地運行,所以舊設備也會由于軟件而變得過時。如果你在智能手機上更換了主板的處理器,那手機的基本結構發生了變化,就無法再圍繞它來設計軟件,那么你就需要新軟件,一臺新手機。但是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基礎結構的變化并不會像并不會像軟件變化的那樣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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